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13)。

前两类案件皆因不存在行政职权行使的违法性而未被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调整范围。梳理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规范变迁，能够清楚地发现，《民法通则》第121条确立的就是国家赔偿责任，国家赔偿责任起初是建基于民法规范之上的。

[12]参见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3页。在《国家赔偿法》（1994）实施前，民法规范构成了认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基础规范，用以判断归责原则、构成要件，以及赔偿的程序、方式和标准。摘要:  《民法通则》第121条起初承担着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功能。从赔偿方式和标准来看，对于行政侵权赔偿，司法实践发展出以《民法通则》第121条为转介条款，进而参照适用民事赔偿方式和标准的裁判规则。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民营化程度的提高，政府直接参与公共设施占用、使用、收益、处分的情况愈加减少。

根据《民法总则》第178条和《侵权责任法》第14条规定，民法中行使追偿权以连带责任为条件。属于《国家赔偿法》赔偿事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处理。{17}（P.188）这些宪法原则，表面看来似乎是历史性的，而实际上都是现代政治理念所塑造的。

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上半叶前，一方面从宪法文本来看，虽然宪法实体之间存在着很多差异，但是人们所认定的宪法基本特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不同的宪法实体之中，从而成为人们对宪法的认知的基础。不过，constitutio的语义域已经发生了迁移。{28}[荷]亨克·范·马尔塞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每个公民皆具有受他所属贵族审判的权利。

{23}[美]卡尔·罗文斯坦：《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如果英国拿不出可以示人的宪法，那就证明英国事实上并没有宪法，或从未有过宪法这种东西。政府也以同样方式受宪法的约束。在罗马帝国时期，皇帝拥有最高的治权，他的谕令（constitutiones）就是这一最高治权的表现。这表明，在众多的言说中，人们使用了宪法（constitution）这一相同的词语，但不是相同的概念。

[4]所以，对宪法概念古代萌芽时期的前概念的寻找，我们不得不抛弃近现代以来宪法被高度规范化的因素，只能从词语语义演变的链条上把握其概念的意涵。而且违反了王国的自治法即私法（Jus privatum），包括财产法和私权利法。{4}[意]G·萨托利：《‘宪政疏议》，晓龙译，载刘军宁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6]他在定义中说：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以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以订立城邦及其全体各分子所企求的目的。

而从politeia到constitutio之后，constitutio概念的意涵就已经由中性变得具有褒义性。于是，一种宪法概念史研究的独特维度便呈现出来，即宪法语词的含义的流变维度。

{14}（P.61）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中世纪被称为宪法或根本法的原则或规则并非现代意义上，它们被认为是根本的，往往基于较为复杂的理由。这是宪法世界多元化发展的结果，也表征着宪法概念世界的重大分裂。

这一变化，可能是现代宪法概念生成之后遇到第一次重大的挑战，它最终导致宪法概念世界的裂变。）{8}（P.120—121） 又如，在其后的政体讨论中，西塞罗仍用constitutam[9]去指称混合政体：…ststu esse optimo rem constitutam rem publicam, quac ex optumati et populari, confusa modice nec puniendo inritet animum inmanem ac ferum…（……是以最优越的政体组成的国家，它由王政的、贵族的和人民的这三种类型的政体适当地混合而成，并且不会由惩罚激起粗野、狂暴的情感…）{8}（P.168—169） 其实，西塞罗对constitutio政体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即后者所说的共和政体中的各个因素倘使混合得愈好愈平衡，这个政体就存在得愈久。因为，constitutio并不是表达一种政治规范，而只是一种政治结构。并且，国王必须承认它，即使在行使立法权时，也不得违背这些根本法律。然而，politeia（政体）并不是一种法律现象。{9}[澳]格雷厄姆·马多克斯：宪法，载[美]特伦斯·鲍尔、詹姆斯·法尔等编：《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7}[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6}（P.39）1787年美国联邦用constitution命名了一部统一各州的宪法典，它把国家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结构表达了出来，随后又把权利法案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后世宪法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经典模式。

这些政治法律文件成为现代宪法的雏形，从而也奠定了现代宪法概念的基础。但是当现代人在政治语境中使用‘宪法（constitution）一词时，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指称一种法律的现象，即某种如同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的东西，而不是类似于躯体或灵魂的构成（constitution）的东西。

[24]例如1776年10月21日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举行的市镇会议的决议中写道：我们认为，宪法应当建立一系列原则，以保障国民拥有和享有其权利和特权不受任何统治者的侵害。正如波考克所言，这种观念根植于普通法的传统，它的形成得力于两个方面结合，即人们在政治或法律领域寻找先例的努力导致了一整套他们所主张的权利和特权的确立，与诸如英格兰法律统治等普遍而强烈性信念相结合，共同导致了17世纪最重要，也是最模糊的概念：根本法。

{3}[美]特伦斯·保尔：《概念史和政治思想史》，载[英]伊安·汉普歇尔一蒙克《：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例如，1606年，弗吉尼亚合股公司成功取得英王詹姆士一世颁发的特许状，获准在美洲建立定居点，开拓殖民地，建立起长治久安的政府。这里所说的王国宪法不仅是指深藏历史之中的习惯规则，也包括当时议会认定的理性原则。{10}[古罗马]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第1卷，罗智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于是，在关于古今政治和法律的话语或著述中，往往就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宪法语词，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宪法概念，例如古希腊的、古罗马的和近代以来的宪法概念，从而导致在历时性语境中宪法概念的巨大差异。{6}（P.199—200）对于混合政体如何建立，亚氏指出，无论是共和国政体还是混合贵族政体都可遵循三种不同的原则：第一种原则是同时采取平民和寡头政体的两类法规，第二种原则是把两类法规折中而加以平均，第三种原则是在寡头和平民政体中都选择一些因素而加以混合。

法院并不制定法律，也不能更改法律，它只能按已制定的法律办事。国王的法律是指国王基于行政权力发布的法令，普通法律是由三等级会议作出的决议，王国根本法律是指某些在若干世纪长成的公认的准则、传统和法律原则。

这一政体形式，最初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被赋予了较为完整的意义。{26}（P.339） 布赖斯则定义说：我们所谓的英国宪法，只是—个普通名词，包括那种关于管理公共事务的一切法律，无论是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或是法庭所判决的习惯法原则。

一般认为，constitutio在中世纪的使用已经与现代宪法概念的意涵完全断裂，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如基佐所述，这些法律属于封建时代。它可能是议会和国王达成的一项政治契约，也可能是一项普通法的准则，也可能是一个惯例。{3}（P.115）constitutio这一概念的新意义的生成，首先是语义域的转移，即罗马帝国时期，它从政治领域转移到法律领域。

就这一点，列奥·斯特劳斯很明确地指出：Politera（政体）一词通常被译作‘宪法（constitution）。在这种散乱歧出的宪法世界里，宪法概念的判准性丧失了。

也包括政治哲学家憧憬的理想政体，即是被认为最优良的政体。18世纪中期，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曾把英格兰的政治体制用constitution一词来指称，[22]其意在于表达英国政制中有限权力的配置结构：立法机构由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彼此以否决权相互制约，又同受行政机构的约束，而行政机构则受立法机构的约束。

实际上，共和政体或混合式的贵族政体就在两类法制中各取它的一部分—在寡头政体中选择了以选举法作为任官的方式，在平民政体中则不采行财产资格的限制。1648至1649年间，在指控查理一世罪行之时，多种法律文书指证国王违反基本法。